读《晚明大变局》
“海禁——朝贡”体系的突破
“海禁——朝贡”体系
明朝自太祖实行“片甲不得下海”的海禁政策，禁止民间私自通商。与此同时，对周边小国实行朝贡政策。除日本外，多数国家为三年一贡，制有勘合，由市舶司接待。朝贡国使臣向朝廷进贡，往往收到几倍于贡品的回赐。
“伴随着朝贡的交易方便的经济利润是次要的，它所强调的是朝贡的政治礼仪。与公务相比，明朝皇帝的回赐数量巨大，往往是贡物的数倍，并对朝贡国的附带品实施免税的恩惠。对于明朝方面而言，通过朝贡关系，确立东亚礼的秩序，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日本朝贡：自建文三年（1401）至嘉靖二十六年（1541）年，共18批次。日本历史学者记载，勘合贸易具有三个部分：
- 朝贡贸易：进献皇帝并收受回赐；通常进贡金、马、屏风、铠甲、扉等，收到的回赠为丝、纱、钞、铜钱等。
- 公贸易：与官方进行交易；卖刀剑，收铜钱。
- 私贸易：与宁波安远驿、京师会同馆附近的中国商人交易；获取生丝、丝织品的利润巨大，高达200%。
因此，海禁——朝贡体系，实际是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。一方面，禁止民间海上通商，以防范叛军与海外势力勾结，威胁统治。另一方面，通过朝贡体系，来确定明朝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秩序。作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体，明朝对贡品贸易的需求，远小于朝贡国对于贸易的需求。三年一贡，实际是给海上贸易开通缺口，让朝贡国可以与明朝互通有无，从明朝获取该国所需物资，并收受回赐，获得巨大的利润。这一点，对于资源匮乏的日本极具吸引力。
宁波争贡事件
嘉靖二年（1523）日本西部大名势力此消彼长，同年先后有两批使臣进贡。大内氏，作为以往朝贡的使臣，率先抵达。细川氏，携带已经失效的勘合，紧随其后。细川氏正使宋素卿，实际是流亡日本的浙江人，其贿赂宁波市舶司太监赖恩，贡船明明后至，货物却得以先盘发，宴会时亦设座于大内氏正使宗设之上，引起大内氏不满。两夷相仇厮杀，赖恩阴助宋素卿，授之兵器，致使情况一发不可收拾。不仅烧毁了安远驿站，沿途百姓亦遭屠戮。
兵科给事中夏言，作为海禁的支持者，奏疏称“祸起于市舶”，礼部采取其意见，敦请嘉靖帝“罢市舶”，遂关闭宁波市舶司，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。实际上，宁波争贡事件的祸根，是市舶司太监赖恩收受贿赂，不按规程办事。应罢的是内臣赖恩的官职，而不是裁撤市舶司这个机构，以及关闭海禁。
海上走私贸易与海禁的斗争
当时主要的两个走私贸易港口是：月港和双屿港。
参与海上走私贸易的势力有很多股，包括：
- 沿海贫民；海禁之后无以为生。
- 市舶司官员/太监；朝贡贸易减少之后，市舶司收益减少，官员欠俸，无以牟利。
- 富商巨贾；走私利润高，逐利。
- 势家、士大夫；以大理寺正，漳州府同安县人林希元为代表。林家有五艘巨船，以渡船为名，从事走私贸易，当地官府厌恶却又无可奈何。
而主张和执行海禁政策的，是时任浙江巡抚朱纨。朱纨主张“革渡船”、“严保甲”、“搜捕奸民”，态度鲜明，行事刚直果敢，因此招致以上多股势力不满。
起先，朱纨遭到闽浙籍官员的弹劾。御史周亮、给事中叶镗，奏请撤朱纨“巡抚”一职，而改为“巡视”。明史评论：以杀其权，而为逐步去之之计。直到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三月，佛朗机（葡萄牙）商船抵达漳州府诏安县，被朱纨迎击，俘虏李光头等九十二人。即令副使柯齐、都指挥卢镗，将一众就地处死。其奏疏影射势家大姓与之勾结，被御史陈九德弹劾“专擅杀戮”。兵部即三法司以之为“不得无罪”，而派兵科给事中杜汝桢调查，杜调查报告不利于朱，结论称“法当首论冒功”，帝遂下旨逮朱入京讯鞫。
只是功过未明，朱纨就已自尽，留下慷慨《圹志》为墓志铭。时人大多叹惋，后世徐光启评论：冤则冤矣，海上实情实事未得其要领。
海禁本身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政策。一方面，全球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地理大发现和贸易全球化进程的开端，葡萄牙、日本等国对明朝的物资有需求。另一方面，明朝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，江浙出现资本主义萌芽，工商业阶层对海上贸易有一定需求。再者，沿海贫民的生计问题未能解决，盲目海禁，不许片甲下海，逼生民变。朱纨固然是忠臣、直臣，贯彻朝廷的旨意和政策。但是没能够认清局势和走私贸易的病根，只知一味执行海禁政策，且过于严苛，过刚易折，最终不仅没能解决问题，还搭上了自己的仕途和生命。因此徐光启说他“未得要领”, 以今日的上帝视角来看，亦不难理解了。（这人跟马宁远可太像了，敢于执行，自以为忠诚，但是缺乏对大势的判断。人还是要尽可能地跳脱出来，看大局啊。）
嘉靖大倭患的真相
“罢市舶，则利孔在下，奸商引诱，岛夷内迥，海上无宁日矣。” （明）黄侯卿《倭患考》
林仁川《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“倭寇”》：
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，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。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，是一场中国内部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。
戴裔煊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注意萌芽》：
倭寇与平定倭寇的战争，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，不是外族入寇。
则为何嘉靖倭患被说成是日本海盗入侵？
- 确实有30%的真倭
- 王直等人挟倭以为号，混淆视听，保护自己；茅坤（胡宗宪的幕僚，曾参与平倭）：海寇每船二百人，首领大都为福建、浙江温州、台州、宁波人，也有徽州人，“所谓倭而椎髻者特数十人”。
- 平倭将领冒报战功；擒斩真倭一名，连升三级 + 赏银150两， 擒斩从倭一名，升一级 + 赏银50两。
山根幸夫《明帝国与日本》：
1） 后期倭寇的主题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，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禁，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。
2） 倭寇最高领导者是徽商出身的王直 —— 要求废止“禁海令”，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。
藤井宏（新安商人研究的奠基人）：
王直是徽州盐商出身，后为日本人经纪人，是货物贸易的中介者。在双屿、烈港开辟走私市场。他借助湖广海商的实力称雄浙海，遭官军打击后，在日本平户建立根据地，建都称王，部置管属，控制要塞，形成了以“徽王”王直为中心的徽浙海外贸易集团，将其贸易活动推进至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。王直以后，平户港一直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往来的一个主要据点。
（明）徐阶《再答倭情谕一》《世经堂集》卷二：
臣去岁具奏时，尚闻此贼是真倭，近来细访乃知，为首者俱是闽浙积年贩海剧贼，其中真倭不过十分之三，亦是雇募而来者。
只因初时官司不能讨捕，彼见地方无人，又得利甚厚，故旧者屯据不去，新者续增无穷，而沿海无赖贫民为所诱惑，因而从之，故其徒日繁，其势日猖獗。
万历时人福建谢杰之分析，可作总结：
- 倭寇其实大多是中国人
- 市禁则商转为寇
- 禁愈严而寇愈甚
病于海禁过严，政府政策偏颇，从朱纨、张经、李天宠到胡宗宪，重兵围剿，劳民伤财，倭事实只能“疏”而不能“堵”。此即为何胡宗宪后有“招抚”之举。
王直之死与海禁重开
招抚与王直之死
（作者评价赵文华和胡宗宪二人人品极差…）
作者称，平倭战争中最具戏剧性的一幕，是胡宗宪在赵文华的支持下，派人赴日本招抚王直。当时胡宗宪任浙直总督，赵文华是工部尚书，背后是内阁首辅严嵩和严世蕃。
王直本是商人，核心诉求是通贡互市，而胡宗宪也希冀此招抚之举能够利用王直的影响力，一举平定倭患。一方愿意招抚，一方愿意归降。但朝廷对招抚执不同意见，两年前兵部尚书聂豹主张招抚，遭到兵科给事中王国祯的反对，而皇帝支持王国祯的意见。 故此，胡宗宪在得到赵文华的支持后，首先奏请皇帝“宣谕日本国王”，以此为幌子，派遣宁波生员蒋洲、陈可愿携王直母亲和儿子的手书前往约见。同时将其母亲、妻子、儿子从金华监狱接到杭州款待。
胡宗宪表示：悉释前罪不问，且宽海禁，许东夷市。
而王直表示：我辈昔坐通番严禁，以穷自绝，实非本心诚令中国贷前罪，得通市互利，愿杀贼自效…成功之后，威远进贡开市而已。
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，王直偕同日本商人妙善等四十余人，抵达宁波外海的岑港。多年遭受倭患的浙江官民，看见王直骤临，十分恐惧，朝廷哗然。而王直也觉察异样，但胡宗宪再三解释，还让他看了自己写的赦免其罪的疏稿，王直方才打消疑虑，前往胡的军门，准备正式接受招抚。
胡宗宪正准备向朝廷递交 “擒获海寇王直” 奏疏，谁知浙江巡按御史王本固极力反对招抚，扬言胡宗宪收受王直金银数十万的贿赂，为之请求 “通市贷死”。胡宗宪大为恐惧，追还销毁奏疏，立刻重写了一份措辞完全不同的奏疏，强调王直 “罪在不赦”、“自来送死”、“为庙堂处分”。言官们穷追不舍，胡宗宪一再进献祥瑞讨好皇帝，皇帝下旨安抚：“卿计擒妖贼，人皆所晓，且竭诚展布，以平余氛。” 最后胡宗宪迫于舆论压力，上书奏请朝廷将王直处死。
“患在胡，则事重于攘外；患在中华之人，则事重于内修。” 内修，直指官场的腐败。抗倭战争实际成为朝廷财政的无底洞，平倭战争中各级官员贪赃枉法、中饱私囊。“浙直兴军以来，督抚侵盗无虑数千万，张灼可数者，赵文华十四万千，周珫二万七千，胡宗宪三万三千…”
（想来，胡宗宪有无收取王直贿赂不知，但若非之前在平倭战争中贪腐，应不至于招致言官们如此的反对弹劾，招抚之事或有转机。）
开放海禁
王直之死并不代表平倭结束，倭患的本质是海禁，因此开放海禁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。
当时，开放海禁已经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。包括胡宗宪的幕僚唐枢所著《论处王直奏请复总督胡梅林公》里面论述的开放海禁 “顺其请有五利”，王直狱中所书《自明疏》提到的 “广中事例”，嘉靖三十九年巡抚淮扬都御史唐顺之向朝廷条陈的海防经略，嘉靖四十三年福建巡抚谭纶在回籍守制前，向皇帝条陈的“经久善后六事” 之第四事 ”宽海禁“ 等等。
因此，隆庆元年，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奏请开放海禁，准贩东西二洋，朝廷允准。而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，日本丰臣秀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，明朝应邀出兵，海上形势吃紧，又重申海禁。福建巡抚许孚远奏《疏通海禁疏》，提出了沿海商民对海禁的不满情绪，并指出海禁的四大隐患：
- 沿海居民凭借海滨，易与为乱。
- 明朝有许多前往东西二洋的商人，因为风涛不齐，冬天，还没有回家，尤其在吕宋的居多。这些人通常是两地往返，父兄在家中只守。如果一旦回不去，难保不弃众庶以资外夷，或者被勾引加入倭寇。
- 丰臣秀吉在日本阴蓄异谋，幸而有中国商人在番探知预报，如果海禁，地方有情报都无法知悉
- 军费：沿海一带，守汛民众数千，年费五万八千，其中两万取于商税。一旦海禁，税收来源断了，缺军费就只有重敛于民，民穷财尽，势必难取。
(平常读这段稀松不过，疫情至今再读来便大有同感，一下很能共鸣当时沿海百姓的心情。沿海海民本来就靠捕鱼为生，土地受盐水侵蚀，不如东南平原内陆多产。商人则往返海内外，突然封禁，货物堵塞，无以为生。分居两岸的民众，无法返家团聚。据此种种，都与疫情后的民生类似。)
战事消停之后，海禁逐渐松弛，但依旧禁止与日本贸易，实在是自相矛盾的政策，而且很难收获实效。海民一旦出海，很难控制他们去往何处，日本所需的商品，其实通过月港、澳门、台湾、马尼拉等渠道，源源不断地运入，海禁其实没有实际意义。
月港贸易合法化与广中事例
隆庆元年，在漳州府的月港开放海禁，准许民间商人出海往东西二洋贸易，配套设置海关，对进出口货物加征关税，使得走私贸易合法化。民间出海船只发放 “船引”，收取 “引税”，东西洋船每张三两（后增至六两），台湾、淡水船只每张一两（后增至二两）。其余还有水饷（对出口货物征税）、陆饷（对进口货物征税）、加赠饷（对返回的载满白银的商船增税）。
从隆庆元年至万历年间，月港的对外贸易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管理体制，在明朝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：
- 为福建地方军饷和财政开辟了大笔可考来源：万历三年引税6000两，四年至十一年 2万余两，二十二年 2.9万余两。
- 月港税制体现了明中后期税收制度从实物税制向货币税制的转变，税收结构也为清代外贸税收提供了制度准备。
- 适应了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，为漳泉民众出海贸易提供了一条合法化渠道。而福建商民正是借此，大规模出海经商，移居南洋、日本、是南海贸易强劲的海商势力。
(记得本科研究娘惹文化时，记录是明朝时中国海商移居南洋，与马来西亚人的后裔，称 “娘惹” “峇峇”。家里的祠堂 “追远”，及供奉的画像服饰，均为明朝规制。)
关于广中事例：广东情况特殊，因为澳门已经成为葡萄牙的通商口岸，不在海禁政策制约范围，因此广东主张不纠缠于禁与通的争论，还是提出管理措施，设置关市岁利，商船抽分，无所谓贡舶、商舶。与此通是，葡萄牙人获得澳门居留贸易权，澳门与广州形成了广东贸易管理体系的 “二元中心” 结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