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兄来了，波士顿的冬天仿佛也有了温度。我迫不及待去见他，一进门，他拿出一双全新的拖鞋给我换。我还来不及感谢他周到，他就说：我是这样想的，这个家你以后肯定经常来，所以就专门备了一双给你穿。

无暇四顾，目光就被客厅中央他的书案抓了去。一侧是电脑工作台，另一侧是毛毡字帖。还是和四五年前初见一样。那时他邀请我去他家，也是客厅的中央是他的书案，地上是散落的书法，桌上架着小书板，板上立着胡焕庸的《两淮水利》。

他刚搬来两周，家里还在收拾东西。只有一把椅子，让给我坐。我之前说要开电脑刷签证，见他早已把wifi和密码抄在便签上摆在一旁，“hello world”, so classic. 我一边开电脑，他就跑去洗了个硕大的苹果，又拿水来给我，极尽招待，倒像刚搬来的是我了。

我一边啃食，一边刷签证，一边跟他唠嗑。看他对住处满意，我也很开心，而后说了说工作和买车的事情。临出门前，我说看看他的字，一打开，毛边纸，so classic. 他说在练石鼓文，说书法到后面讲究很多，但石鼓文写起来就很自然随意。我也喜欢篆字，因为工整圆润，看他石鼓文的字帖，听他这么一说，这番见解确实新颖。他知道我喜欢，盛情邀请我写，我也就不客气，依葫芦画瓢给他留了个字。

晚饭席间，聊了许久。听他说了回来美国的心路历程。他说，一个人四十岁之前挣的钱都不是钱，四十岁之后，真正对社会创造了价值，社会回报我们以财富。我听之一震，已经很久没有听到，身边有人能够还保持着 “对社会创造价值，社会报我以财富” 这样的想法了。本科四年，我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成长的。很多引以为豪的价值，在过去三年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中，被按在地上摩擦，几近消亡。好像一个 “正” 的三观，是一件可笑、幼稚的事。可他又一次提醒我，“为社会创造价值” 的追求。

他又说，年轻人应该在职业早期，多留时间自我学习积累，而不是为工作所累。我工作两年才明白过来的事，他还没有开始，就已经了然于胸了。可见智慧，并不是经验的产物。他说要带我去校友会，说应当积极向前辈们请教，也许可以少走三五年的弯路。

我们又聊到所谓华人在美国职业发展的天花板，我说这个天花板，不是外部环境盖在我们头上的天花板，是不 fit in 自然而来的天花板。儒家文化与盎格鲁撒克逊的迥然不同，与语言文化的根，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坎。要想突破天花板，就只有调整自我，攻克这两座大山。他又提到，自然界所有可以 survive 的物种，不在于体力多强壮，智力多发达，而取决于 responsiveness, 对变化的反应速度有多快。于是我分享的今年的心得，iterative innovation. 他又提到，如果一个10岁的中国小孩，和一个10岁的盎格鲁撒克逊小孩，只有一个能够survive的话，大概是后者。中国的孩子太乖了，不够 competitive. 我说这是等级社会的产物，中国大部分的资源和话语权都掌握在年长的人手里，一个中国小孩，从小到大的 rewarding 都是从长辈或者层级更高的人那里来的，无论父母长辈、老师、领导。所以 “乖” 就自然成为一个取悦众人的品质。而西方则不同，同侪的观点也很重要，所以更加 competitive.

坐在他身旁，他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一些观点，是一如既往地不疾不徐。我才明白，什么是 “定见”。并非是我所受教的价值不应被坚持，只是我不够坚定罢了。不够坚定，是因为没有觉悟。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明白了，就能拨开云雾，就能不为所动。就会像他一样，有见地又温和。而坐在他身旁的我，活在浆糊里，迷茫、困惑、无知，一个人在波士顿挣扎。听他说话，总是听不够的，无论是五年前的夜晚，是一年前的雪夜，还是今时今日。

论人品格局，他是霁月清风。论学术钻研，他也远比我聪慧深刻。这样一个人，他如何处世呢，如何面对这滚滚红尘呢。他现在也撸起袖子下场干活了，会怎么去面对，那些所有让我困惑迷茫的事物呢。

又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的一夜。谁能想到一年前的告别，还是 “雪上空留马行处，峰回路转不见君”，不知再见何年，这会就他乡遇故知了呢。他说的对，一个城市一旦有了一个特别交心的朋友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